2019年5月24日下午 ，应南京大学哲学系、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以及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的邀请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段伟文研究员在哲学系314室做了题为“机器智能的非人格化权力与主体重塑”的学术讲座。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潘天群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，科学技术哲学专业陶孝云研究员、我系研究生，及外地高校教师、研究生参与讲座。

段老师的演讲从人与工具的关系问题入手。他指出工具实际上一种装置，这样的装置是对世界进行重新配置。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四种装置：语言、书写、机器以及数据。我们通过这些装置来看这个世界，来认识我们自身。因此，恰如麦克卢汉所言，“先是我们创造了工具，然后是工具创造了我们”。

段老师进一步指出，最近的25年来是数字技术的时代。数字技术和以往的机器技术截然不同。以往的机器使用的是模拟技术，其基本假定是世界是连续的，而数字技术的基本假定是世界并非连续而是离散的。段老师注意到，早期关于数字化世界的观点提出“比特世界”，但实际上其最后的结果是“软件定义一切，数据记录一切”。段老师认为数字、信息、网络并不是什么虚拟的“赛博空间”，而旨在改变和控制现实世界，倒是真正回到了“赛博”这个词的真正意涵。数字化绝不是带来了虚拟现实，而是增强现实。段老师给出了一个关键概念“参照系”。他认为，参照系不是和世界没有关系的，参照系甚至是长在世界上了。参照系不是个抽象的概念，其重要的概念是“测量”。世界本身不是一个赤裸裸的存在，它是有参照系的，是有测量的。离开了测量和参照系，那么世界只是本源意义上的世界，而不是我们能界定的世界。

段老师进一步讨论了“世界的数据化”问题。他指出数据记录了事件。他认为，尽管数据可以被当作是给与的事实，但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给与的事实，我们只有赋予它意义，才能够把它描述为某种事件。当前的所谓数据智能，主要做到的是两件事情：一个是分类，另外一个是映射。所谓分类，就是把正常的事件和不正常的事件进行分类，然后再找到对应的关系，即从条件到结果的关系。数据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和我们传统的统计学意义，比如说“政治算术”，是不完全一样的。世界的数据化实际上就是通过机器智能的自动化识别过程，把作为事实的数据，通过一种机器的智能，把它识别为有意义的事件，然后再对这个有意义的事件进行控制。数据的智能就是对这个世界进行重构。其中存在两方面的重要问题，一方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已经有了一个数据化的副本，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生活在数据流的世界中。数据不再是我们要到数据库寻找的东西，不再是我们要去挖掘的东西。数据智能实际上让我们的世界变成了流动性的世界，它是活的，是在互动中产生意义的。数据是从我们的行为中抽取的一种东西，它是活的一种东西。段老师进一步阐释了他最近提出的“解析社会”概念，其基础是用量化的办法来研究人和世界。他指出，当我们用数据来研究人的行为的时候，实际上可以把人的行为作为一种过程来描述。我们对数据的分析、解析本身会影响到人的行为。他说，数据是一种透镜。数据是对你的行为的记录，我们又可以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来透视你和了解你。当数据的量和维度大到一定程度时，人们就会认为数据构成的世界就足以反映所谓的真实的世界。数据带有真实世界的痕迹，在真实世界中的每个要素都可以在数据世界里找到一个对应的样本。在数据画像中，每个人都被标签化。数据的重要性在于差异，只有通过对数据差异的比较，人们才能找到一些重要的事件和有意义的事实。

段老师讨论了机器智能的非人格权力，他指出，机器不仅是对观察对象的观察和知晓，而实际上是对管控对象的一种权力的行使。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操纵者，而是通过一个组装线（聚合），或者说一个异质性的网络来实现。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非人格化的。它不是针对个人的，而是一套机制。它要使得未来的不确定性在当下是可以采取实际行动的。通过时间线管理等可能性的政治运作，这种非人格化的权力运用机器智能“捕获”人的特征和行为的可能性并加以调控——通过当前的行动，来管控未来的不确定性。段老师最终的结论是：机器智能要给主体能动性，主体不是being，而是becoming；数据本身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被用来做什么事；我们不应该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者，而是主动的参与者。

段老师演讲结束后，听众提出了许多问题并与段老师进行了热烈讨论。段老师就“强人工智能是否会对人类自由造成侵害”，“普通人是否无法控制这些由掌握知识权力的人所设计出的人工智能”，“在机器智能时代人应当采取何种生存策略”，“如何看待AI背后的资本和权力”，“如何从身心关系问题角度对人工智能作伦理学批判”等问题与大家作了深刻探讨。

此次讲座是庆祝南京大学117周年校庆，人文社会科学高端讲座的系列活动之一，得到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和南京大学人文讲坛的大力支持。